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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政治發展的影響因素――以新加坡國家構建為例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18-10-12

    論政治發展的影響因素――以新加坡國家構建為例

      中圖分類號:A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117(2011)08-0383-02

      

      評論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程度,無論用西方的主流價值觀,還是當今世界的價值觀,都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民主化發展程度。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將從新加坡的國家建構和新加坡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實行的民主化發展探討其中的關系和影響民主化進程的因素。

      一、新加坡的建國及其種族組成情況

      1959年英國給予新加坡國內自治權,李光耀領導的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對這個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獨立的小島嶼的生存能力存在懷疑,于是努力加入了一個與周圍地區組成的聯邦。1963年,新加坡、馬來亞、沙撈越與北婆邏洲組成了一個新的聯邦――馬來西亞。然而兩年后,新加坡不得不退出馬來西亞被迫獨立。這部分是因為種族上的差異――占新加坡人口多數的華人與占其他地區多數的穆斯林馬來人相互之間不信任。

      華人一直以來都是新加坡多元種族社會的一個重要族群。1836年的時候華人就達到13700人,華人總數已經超過當地土著馬來人數12500人;1850年當地人口總數52890,華人占到53%;1860年人口總數81734,華人占總數61%;1921年華人到達41萬人之多,占總人口的75.3%,之后華人在人口中的比重一直都在75%以上。這些華人大多數來自中國福建,廣東等地,他們在馬來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等地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新加坡當時是,現在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包括77%的華人,14%的馬來人,8%印度人。馬來少數族群對新加坡創造一個統一國家構成了挑戰,因為他們更傾向于站在周圍國家中的馬來人一邊。因此,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認為無法依靠于中國文化來塑造一個新的身份認同。基于當時的情況,它改為試圖依靠培育一種新的新加坡身份認同來反對一切種族狹隘主義,這種身份認同將會成為新加坡穩定與繁榮的基礎。

      二、新加坡的國家構建

      “民族國家”的模式被許多非西方國家所采用,以進行他們自己的國家建構計劃。正如西方一樣,在亞洲,國家建構對民主改革者與專制的保守主義者都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可以被范圍廣闊的政治方案所采用以動員人民。亞洲國家政府與西方政府一樣常常使用同樣的國家建構的工具,包括:控制語言、控制教育與公共服務的內容,設立國家媒體,控制移民以及規劃事務。國家建構對少數族群權利構成了獨特的威脅,因為它傾向于以多數族群文化為中心,并對多數族群的語言給予了特殊的重視。在一個多元的民族體系中,占多數的華人群體,在政治上文化或許會享受到更好的待遇,政治領導人也必然會對多數人的偏好加以“照顧”。因此,多數群體的語言與文化傾向于成為國家建構唯一可行的基礎,不過新加坡的經驗給了我們很好的一個借鑒。

      基于新加坡自身的多元民族組成情況,新加坡采取了多項破天荒的措施。例如,政府打破種族聚居,將人們遷入種族混雜的公共屋?中(這些公共屋?都是由新加坡政府建筑的,收取低廉的租金,香港也有同樣的措施)。新加坡政府還推動英語的使用,令英語成為唯一的官方語言,壓制了所有族群――包括占多數的華人使用中文的愿望。李光耀相當清楚地指出新加坡的國家構建與多數人的統治(指的是西方的民主化)是不相符的。李光耀在一次演講中說道,假設新加坡政府選擇了中文或者試圖支持中文,那么他們國家或許就會發生動亂,也不能夠融入整個地區以及世界。但是那個時候占77%的華人希望如此。如果當時新加坡進行民主投票的的話,新加坡將會不得不執行中文這一政策。從新加坡的事例看來,在不那么民主的國家的政治精英沒有必要對多數人的偏好做出與在民主國家領導人一樣的反應,他們可以依靠壓制和直接或間接的對媒體的控制來壓制對政治穩定的威脅。即不那么民主的國家更少地傾向于以多數文化中心進行國家建構,也就是說,少數族群在不那么民主的國家中不那么容易受到非正義的傷害。

      在今天看來新加坡的國家建構無疑是成功的,但我覺得新加坡是例外而非規律,這種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加坡當時的領導人李光耀。亞洲大多數專制政權都參與了以多數族群為基礎的國家建構。然而我們看到緬甸的軍政府恐怖統治,或者馬科斯統治下的菲律賓,跟新加坡的情況就南轅北轍了。其實,在不那么民主的國家中限制種族沖突的措施并不總是成功的。1998年春天,印度尼西亞爆發的種族沖突展現了這種深刻的斷層。長期被壓制的針對相對富裕的華人少數族群的敵意終于重新出現了。印度尼西亞是最糟糕的的情況,幸而新加坡沒有爆發。

      新加坡的例子是個例外的成功,但是我并不否定它的價值性。一個民主政府,并不意味著偏向大多數。民主的政府意味著理性的政府,我相信一個民主的政府會更偏重于少數族群,因為先天就缺少優勢,在社會上擁有資源也少,民主政府意味著大家要平等競爭,但是對于一些先天缺少競爭的少數族群,政府政策往往具有傾斜性,這也是體現公平的一種方式。以美國看來,政府的政府在很大程度就傾斜于少數族群,尤其是祖上來自非洲奴隸的黑人族群和本地的印第安人。因此我相信,假如當時新加坡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同樣會取得成功。

      三、國家認同構建

      民眾的支持是國家存在的基礎和必要前提。如果新加坡民眾不認同他所生活的這個國家,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馬來人或是印度人,那么新加坡國家的存在不僅會遭到外界的質疑,也會面臨統治的危機和社會的動亂。新加坡政府有意識地培養公民對這個多元的多種族的新國家的認同。國家認同也是政府獲得合法的前提,民眾只有認同它的國家,才可能愿意接受政府的統治并積極參與國家事務,才可能產生出對新國家的熱情,并且能關心國家的命運和維護國家的利益。建立國家認同對一個國家而言極其重要,國家認同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基礎。

      新加坡培養國家認同的舉措是多方面,主要的方向和措施包括:1、制定“生存政策”。1965年8月之后,新加坡政府開始制定一整套理論個政策,來推動新加坡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并以此證明這個新加坡這個小島嶼可以脫離馬來西亞而好好的生存下來。2、強化“生存危機意識”,政府和媒體的宣揚,生存危機的意識被植入新加坡各族群民眾的腦中,形成了不同族群的人有共同的心理特征。3、多元主義的民族政策,承認各民族的之間的差異,保留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強調公平競爭。4、淡化華人種族認同。新加坡政府時刻提醒民眾新加坡所處的周邊環境,消除華人對中國的認同,促使民眾對新加坡產生本地認同。5、對于少數族群給予特別的尊重和保護,政府對馬來實施特別的政策,享受特殊的權力,對馬來人補助房貼,實行免費教育等。

      四、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與儒家文化及我國可借鑒的制度模式

      新加坡是一個有著濃厚儒家思想的家國,在文化背景上與我國相似。新加坡的成功模式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地方。新加坡一直保持著一黨長期執政并在國會占據絕對優勢,掌握并控制著國家權力。新加坡自治后在兩個方面基本保留了英國人建立的政治制度。一是文官體制。當時英國人建立的公共行政系統已經具有很強的現代性和操作性功能,因此,人民行動黨基本保留了原有的行政系統。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多黨體制和民族選舉。新加坡從1959年至今實行的是一黨為主的政黨體制和權威主義政治體制,具體表現是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并長期執政,其他政黨長期在野。不過,反對黨在大選中有激烈的競選,并可以通過其議員在國會中發表不同的政見,媒體上廣泛報道,從而對執政黨構成相當的壓力,尤其是這種競爭性民主還在緩慢而有序地發展,著在后發展國家中很長一段時間中十分鮮見。尤其是政治體制運作通暢,行政效率很高。不同的政治體制之間的適應性有很大的差距,同樣,同一個政治體制是否改革自己的結構也會使自己的適應性有很大的變化。新加坡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在權威主義體制內把民主發展到了一個較高的程度,權威主義與多元民主制度的適度結合使其具有較大的適應性。

      從文化上來看,新加坡文化的重要來源是儒家文化。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受著儒家思想的影響。新加坡推行更多的是傳統民本理念,使用的方式更多是集權式、家長制的方式。李光耀的強勢政策和作風,直接導致了政府對社會的嚴格控制。在新加坡成立初期,人們的言行受到嚴格的控制,人民對于事關自己利益的事情是沒有任何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的。不過,李光耀在內閣決策時引入了一定的民主機制,例如:讓其他的同僚官員大膽說出自己的看法,鼓勵官員毫無顧忌的表達自己的意見,這里面充分體現了精英民主的內涵。李光耀這種治理思路是明顯的儒家精英主義,這種制度有點像我國古代的議政和納諫制度,讓群臣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見和擁有提出反對的意見的權利。李光耀執政時期,一直堅持精英治國的理念,其精英主義治國理念主要體現在他特別注重天賦素質的人才觀上。“精英政治是新加坡幾十年的基本國策,也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原因”,這是李光耀最著名的政治理論。李光耀曾多次不無自豪地談到,依靠精英人才管理國家是新加坡成功的先決條件。李光耀的精英政治理念直接來源于儒家傳統思想的“人治”理論,它強調人的道德才能,只有兼備兩者,才會發揮出政治的作用。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人治其實也就是精英專制或寡頭政治。新加坡的官員不單要擔任管理的職能,在這種精英政治下還要對社會的穩定和道德秩序負有強烈責任感。李光耀十分重視官員的道德品行,他不僅要求自己和下屬正直廉潔、奉公守法,還通過建立一套嚴格的選拔、考核制度來確保官員和政府的廉能。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儒化運動。“儒學復興”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東亞工業文明的興起。隨著20世紀70到80年代以來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經濟奇跡的出現,以及中國臺灣等其他東亞國家經濟的起飛,出現了“第三種工業文明”的理論,提出了第三種工業文明與儒家傳統有何種關系的問題。新儒家認為,儒家精神與現代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東亞各國正是走了一條儒家資本主義的道路,這種發展模式的特點是把儒家倫理糅合進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之中,把西方偏重個人才能發揮的機制,改變為具有人文色彩的管理工程,心理調節和人際關系調節,并發揮群體的力量,認為儒家倫理中在群體中尋求自我實現的意識和勤勞節儉的品格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二是新加坡領導人用儒家文化來平衡西方文化和工業化帶發的不穩定狀況。在李光耀等領導人看來,由社會轉型所引發的道德失范導致了諸如離婚率增高和個人主義意識強化以及精神空虛,從而導致了犯罪現象的增多。這些社會不穩定源,一旦沒有得到有效的管制和處理,就會隨之爆發,進而對新加坡的社會穩定和執政黨的統治會受到挑戰。對此,除了在法律上進行規范以外,建立以儒家思想為主的道德價值體系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總而言之。要保持儒家思想或是精英主義的體制,必須在其中注入更多的現代性民主思想和競爭性因素,從而實行儒家民主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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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新加坡 因素 政治 影響 國家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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