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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政策應對芻探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18-10-06

    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政策應對芻探

      

      近日,美國和歐洲相繼被曝債務問題: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余額觸及了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的上限,而美國國會與政府意見發生分歧,參眾兩院在債務問題的解決方案上激烈辯論后,于8月2日最后期限達成一致,隨后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A降至AA+,展望為負面。與此同時,受到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拖累的歐洲其他國家也陷入危機,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紛紛預報預算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歐元大幅下跌,股市重挫。至此,新一輪“債務沖擊波”開始蔓延。這是繼08年美國次貸危機后的又一輪挑戰,其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是各大經濟體關注的問題,對于新興經濟體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美債危機對中國經濟是挑戰?是機遇?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文章將――探討。

      

      一、歐美債務問題的現狀和影響

      

      (一)美債問題的現狀和影響

      美國面對高達14萬億的國家債務總量,相關學者一度擔心美債評級下調對全球金融系統的影響可能超過2008年的次貸危機,其主要理由是美國市場利率會大幅攀升,進而提高全球及美國的借貸成本,再度將實體經濟推向衰退。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建中表示“美國提高債務上限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是借新債還舊債”;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認為“美國支出和收入的缺口越來越大,未來經濟前途渺茫”;美國諾獎經濟學家Krugman表示美國國債在“保守估計”的情況下將下跌20個百分點。而在2008年8月8日,降級事件發生僅3天的時間,美債不僅未跌,反而逆勢而漲: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2.33%,為2009年1月以來最低價格;次日,10年期國債收益率又下探至2008年12月以來的新低2.04%,2年、3年和5年期國債收益率均有所下調。美債的逆勢大漲,讓之前唱衰的所有言論都顯得有點站不住腳。

      事實上,1981年至今,美國國債,尤其是長期國債保持了30年的低收益率,2004年美聯儲為了控制國內通脹兩年內曾連續17次加息,可美國國債收益率并未受其影響而一直走穩,個中原因主要在于美債長期以來都是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金融工具,目前美政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占世界上AAA債券的55%,其中大部分是由國外政府和機構購買,尤其是中國、日本等與美國有大量貿易往來的出口主導型國家,另外除美國債外,市場上能夠選擇的AAA級債券并不多,市場容量并不支持海外投資者尤其是各國央行將美債大量換持為其它資產。換言之,美國政府一旦發債,必然有買家,而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結構的原因使大量拋售從而導致美債大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綜上所述,由于美債收益率并未出現大幅上揚現象,國際金融市場也并未出現大量拋售美債的大手筆,美債上限問題對于美國本國經濟沖擊并不大,提高債務上限實質上是轉嫁負擔的一種方式,難怪俄羅斯總理普京指責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寄生蟲”了。

      

      (二)歐債危機的實質和影響

      隨著希臘、愛爾蘭、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的升溫,債務危機開始從歐元區外圍國家向核心國家蔓延,西班牙、意大利債務危機開始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

      希臘債務作為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導火索,已經是“被公認的”無法從實質上得到解決,因為希臘完全缺乏償債能力,其GDP估算為2.5%遠低于償債可能的GDP7.4%的增長,現在看來,若要強制性解決希臘債務問題,唯有通過債務重組,削債率估計80%,折合1400億歐元,相當于歐元區GDP的2%,不僅如此,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公債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119%,遠高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60%上限,在歐盟各國中僅次于希臘的142.8%;西班牙也面臨著被卷入債務危機的風險。數據顯示,西班牙2010年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9.2%。盡管西班牙政府正實施30年來規模最大的預算削減措施,同時還采取措施提高退休年齡和縮減裁員成本。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西班牙為防止債務危機而采取的措施不夠完整,其面臨的債務風險相當巨大。東航國際金融分析師陳東海在《關于歐元區三種結局的猜想》中表示,歐元區入不敷出的結構性問題可能導致的最終結局無非以下三種:歐元區解體;歐元區政治一體化:建立正常的退出機制。這三種結局的任何一種出現,都會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三)美歐債務問題比較

      不難看出,美債和歐債問題兩者的本質是有很大區別的。美債市場并未受到主權信用評級下調的影響,政府融資企業融資門檻甚至降低,對于美國次貸危機后的復蘇不存在阻礙作用,加之美國國內經濟體作為國際產業鏈的最高端,使得美債債權人更不敢大量拋售美債;相反,歐洲的債務危機嚴重程度遠超美國,希臘等國債務問題拖累了整個歐元區經濟,而他們幾乎不可能將危機轉嫁出歐元區,歐元大幅貶值造成的市場預期導致歐債危機只能“內部消化”。所以,美國GDP漲速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最大可能是沒有走出2008年次貸危機的陰影,而歐債危機是真正的危機。

      美國憑借強大的核心競爭力以及靈活的轉嫁危機工具,相信短期內主權信用問題不會讓其喪失世界經濟領頭羊地位。歐洲作為世界經濟“另一極”,遭受債務危機影響巨大,歐元區經濟政治格局將發生變化,歐債和歐元短期內喪失“美債”替代品地位。中國必須為美歐債危機所啟發,加速經濟轉型,以主導亞洲市場為短期戰略目標,長期內挑戰和機遇并存。

      

      二、美歐問題背景下中國政策應對芻探

      

      在次貸危機背景下,歐美經濟低迷,中國的處境如何,出路何方呢?世界銀行副行長Otaviano Canuto于《發展中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表示,全球增長引擎正在發生轉換,發展中經濟體面臨各種轉型機遇和挑戰,他們在產業鏈的最低端取得了高速增長,當全球經濟放緩時,創造國內能力和機制才是出路。

      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人,截止6月末,目前持有外匯儲備超3.2億美元,其中美國債券超1.1億美元,受到美債問題的影響,人民幣逃不出“輸入型通脹”的沖擊,美元貶值而人民幣持續升值,加上中國國內巨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人民幣“外升內貶”已是現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蘇培科發文表示,中國食品價格飛漲,央行實行緊縮貨幣政策,高昂的資金使用成本必將導致實體經濟減速,“滯漲”苗頭不容忽視。

      面對這種憂患,我們應該怎么辦呢?中國經濟遇到的問題是:產業鏈上游不景氣,外匯資產面臨貶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說,美歐債務危機是2008年以來次貸危機的延續,為中國加速經濟轉型提供倒逼壓力。必須提升自身經濟的自主性,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的重要性,從而提高中國經濟整體實力。

      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轉變過程中,過分依賴于高儲蓄、高投資,依賴于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粗放式增長必須改變,而轉型期間,機遇與挑戰并存。以下筆者就中國經濟現存幾個問題做出探討:

      

      (一)擠壓資產泡沫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安全航道

      

      以房地產泡沫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1-7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31873億元,同比增長33.6%,遠超過上半年GDP同比增長率9.6%,而商品房空置率過大,一線城市超過五成。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伊藤隆敏(2011)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警告,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可能比外表看起來嚴重。而且讓他聯想到1980年代的日本樓市。事實上,現今中國的形勢是比當時的日本嚴重的,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比日本低很多,而中國地方政府放貸能力更甚于日本政府,在次貸危機影響之下,很多制造業主營業務不景氣便將投資轉向房地產業,更是推高了地價,另外,來自國際的“熱錢”更是火上澆油,導致房地產業一時間炙手可熱。目前看來,中國采取的緊縮貨幣政策和“限購令”小有成效,一線城市樓市降溫明顯,二、三線城市房價仍在上漲,按此形勢,政府應當加大監控力度,落實二、三線城市限購令,防止“熱錢”由上涌下,同時,必須加大宣傳力度,打消房價上漲預期,從兩頭共同擠壓房地產泡沫。

      

      (二)調整出口結構是保持高速增長的必要戰略

      次貸危機導致美歐經濟放緩,國際供求比例發生大量偏轉,以往作為發達國家“加工廠”的中國意識到如果單一地靠美歐需求拉動國內生產是不可持續的,一旦美歐經濟收縮,很容易導致國內制造業受到嚴重打擊,調整出口結構被提高到戰略地位。汪洋(2010)引用官方數據,并分析了我國2001至2010年出口商品結構,從文章實證內容中可以看出,中國優化出口貿易結構已有顯著成效,單從貿易角度來看,中國大有擺脫“世界加工廠”陰影之勢,不過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由于轉型階段的特殊戰略需要,資源密集型和初級產品比重雖有所下降,但仍是出口的一大項;工業制成品相較美歐日產品仍缺乏核心競爭力;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比重雖有所下降但仍占45%以上。除了出口商品結構之外,出口對象結構的調整也十分重要。海關總署10日發布的今年1-7月外貿進出口情況中,中歐雙邊貿易總值3186.1億美元,增長21.1%。同期,中美雙邊貿易總值2454.9億美元,增長18.5%。此外,我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2020.9億美元,增長25.5%。其中,我對東盟出口950.7億美元,增長24%;自東盟進口1070.2億美元,增長27%;對東盟貿易逆差119.5億美元,擴大57.3%。在美國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尋找貿易替代,加大與歐盟、東盟的合作是中國出口的新方向。我們希望能夠引進和學習歐洲制造業的高新技術工藝,使之成為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并通過與東盟的合作,努力實現加工市場的轉移,讓東盟成為我們的加工廠,使中國經濟在亞洲取得戰略地位。

      

      (三)產業鏈整合是邁向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

      中國企業,特別是參與全球供應鏈的制造企業,大都處在產業鏈的中間環節,成本上容易受制于原材料供應商,價格上又屈從于品牌銷售商。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郎咸平(2008)在《產業鏈陰謀》中提出國際產業鏈“6+1”理論,“6”是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零售等六個環節,“1”是純粹的制造業。以美國蘋果公司為例,每臺ipad平均成本約為260美元,最低售價為4999美元,而蘋果公司分給OEM廠商的代工費僅為11.2美元,僅占零售價的2%左右。受到美歐債務危機影響,中國人民幣升值壓力導致純制造業的成本上升,OEM廠商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很多產品的OEM廠商甚至流向了勞動力資源更加廉價的國家,諸如越南、菲律賓、泰國都要在原本狹小的生存空間中分一杯羹。

      中國若要實現真正的經濟轉型,產業鏈垂直整合是必由之路。臺灣宏達電國際電子(HTC)原本只是一家代工商,身處產業鏈的最下游,可他們堅持利用盈余資金擴大業務范圍,組建智能手機研發團隊,并積極與谷歌公司合作開發,1997創立至2006年,HTC實現了自主品牌戰略轉型,整合品牌設計、生產制造到終端零售于一體,實現了產業鏈垂直整合。2011年一季度,HTC美國智能手機市場占有率更是達到17%,位于第二。中國大陸的企業比起臺灣有著天生的優勢,良好的硬件設施和優質的勞動力資源,如果能強化企業內部管理,加大研發力度,配合政府政策支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品牌路線將不是難事。

      

      (四)擴大內需是保持經濟穩定的最佳方式

      中國經濟“三駕馬車”走得并不均衡,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十二五規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戰略”,將擴大內需提高到戰略高度是有必要的。南京大學客座教授時寒冰(2011)在《內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窮》中表示,中國的財富分配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只有走民富路線才能從根本上擴大內需。筆者認為,財富分配不均其實是中國式快速增長的必然產物,社會保障機制的健全有賴于政府財政支持,這兩者必須加快完善步伐但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除此之外,城市投資途徑單一也是民富問題的重點,但是這必須基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所以暫不展開討論。而農村收入問題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農民人口人口總比60%以上,解決中國的內需問題,農民內需問題是關鍵。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文章很多,可大多從農村基礎建設、農民保障建設和農民教育問題的方面展開研究。筆者認為城鄉環境不同,僅僅解決以上三點不足以從根本上“還富于農”,解決農民腰包問題,優化銷售渠道才是關鍵。相關調查人員在對廣東省某地市場調查發現。當地菜市場賣出的奶白菜價格約為1.2元/斤,超市約為1.8元/斤,酒樓約為5.0元/斤,工廠約為1.5元/斤。而經過這種銷售途徑中的種種損耗以及中間商(二道販、三道販等)從中攫取一部分的利潤,1斤奶白菜從農民手中買出去只能賣到0.2元左右。1斤奶白菜從農民手中到菜販可以“增值”1元/斤,“增值率”達500%,這樣的市場行為存在高效用么?我們的菜市場是否需要如此多的“中間過程”呢?日本農產品市場給出了很好的答案。日本農民首先受惠于各種法律諸如《土地改良法》等的保護,保障了耕地不受商用;其次,由于農業現代化,機械代替手工,使得勞作時間大大縮短;再次,農產品由日本農協協助配送。日本農協在生產指導、農產品銷售、訂單配送、信用合作以及農民福利方面給農民提供幫助,日本的蘋果甚至可以在成熟之時由農民貼上條形碼,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果實將配送何方。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應采取如下措施優化農民的銷售渠道:   第一、法律保護和約束。依法保護耕地不商用,保障農民對自有土地申訴權,組建農協組織,法律約束農協不以盈利為目的,保障農民對管理人員的選舉權。

      第二、政策支持。制定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切實解決農村基礎建設、農民保障建設和農民教育問題,穩抓三個方面不放手。并扶持農村信用合作事業。

      第三、人才引進和培養。引進或培養農村工作人才,如大學生村官,積極鼓勵農民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踴躍參加農協,更好地為農民服務。

      只有幫助農民優化生產和銷售環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決全民收入問題,進而擴大內需。

      

      (五)優化監管是經濟協調發展的強大基石

      在美歐債務發生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飽受質疑的背景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方式面臨機遇和挑戰。與西方相比,我國政府有較強的行政執行力,使得中國經濟在國家合理干預之下又快又穩地發展著。在新的世界經濟格局下,中國必須優化監管,以適應轉型期的政策需求。以下筆者主要從外匯多元化考量、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方式和地方債務約束三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美債“綁架”中國外儲,必須進行多元化考量。美債雖然沒有在后危機時代如一些人預期大幅下跌。甚至按照目前美債收益率,中國外匯賬面上還會有所“盈余”。外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只有在外儲被調回并會兌人民幣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匯兌面實際變化,而目前我國外儲沒有大規模調回的必要。”表面上看來我國的外儲并不存在任何虧損,可這只會是短期現象。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前司長、前中國駐IMF執行董事長張之驤說,關鍵是美債用新債還舊債,結構性債務危機無法消除,若長期經濟靠印鈔票維持,屆時將沒人使用美鈔了。現實的問題是,美債已成為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的重頭,短期內無法找到替代品,而且由于其他低風險投資品或多或少存在關聯性問題,簡單的分散投資未必能達到避險的效果。針對該問題,中央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教授吳念魯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外匯過多,即存量上,下決心增加進口,保持進口速度增長超過出口增長,減少順差;增量方面可考量投資策略,比如適當增持日債、歐債等其他債券。看來,加快匯率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時加速產業鏈升級才能從源頭將中國“解套”;

      第二,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方式考量。今年7月末,根據國家統計局披露,31個省(區、市)上半年GDP總和約為22.7萬億元,超出國家統計局數據約2萬多億元,除京、滬外,29個省份上半年GDP增速均超過全國9.6%的水平。相關人士稱,長期以來,地方政府核算GDP綜合都高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而且差額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經濟之聲編輯劉霖聰說,GDP各省總和再現1+1>2,差異過大干擾決策,影響權威。相關官員和專家對此的解釋是,價格因素和統計口徑。而GDP作為現代宏觀經濟主要指標,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參考數據,一點點誤差就有可能“誤國誤民”,所以筆者認為,要加大考核嚴謹性,設定誤差率上限,對考核部門和機構定期進行資格審查,加大監管力度,對有意虛報的地方政府或個人以行政處罰,同時多樣化考核方式,不單以GDP增長論政績。只有不斷考量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方式,才能保持政府決策的權威性和先進性,從而保證宏觀調控政策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第三,地方債務約束。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又叫城投公司。這些公司以地方政府信用作擔保為地方投資建設做了一定貢獻,隨著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數量和融資規模呈現飛速發展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專家質疑,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責任主體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規范,同時,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多個融資平臺公司從多家銀行獲得信貸資金,形成多頭舉債,而銀行對地方政府的總體負債和擔保承諾情況根本不清楚,甚至地方政府對自己的融資平臺的負債情況都不清楚,一旦投融資平臺的項目投資收益不能覆蓋成本,這些“隱性債務”就必然顯性化,給地方政府的財政造成巨大壓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財政和商業銀行買單。郎咸平說,我們的貸款利率目前是6.8%,只能漲到7.5%,這就是央行為什么2010年開始到現在只有4次提高利率的原因。根據國家審計署的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為10.7萬億元,2010年的土地出讓金是2.9萬億元,2011年可能只有去年的20%,還清這些債務的銀行利息已經很懸,更不要提本金了。這就是地方債務危機,是我們真正擔憂的問題。在人民幣“外升內貶”的背景下,央行實行緊縮貨幣政策連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地方債務給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擔憂。事實上,我國已發生兩起地方債務違約事件一云南公投違約和四川滇公路違約事件。對于地方債的約束,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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